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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在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连日遭受“造反派”的批斗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苏路寓所的钢窗上自缢身亡。
在那墨染的岁月，一个非常普通的上海姑娘，以强烈的正义感保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她为此差一点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她的敢作敢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傅雷夫妇双双自杀，在那个年月，这叫“自绝于人民”，是不能收留骨灰的。傅雷的内兄朱人秀回忆说，当时傅雷夫妇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火化时，朱人秀没有去，保姆周菊娣去了。
眼看就要铸成傅雷一家巨大的遗憾，突然，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声称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
傅雷夫妇生前只认过一个“干女儿”，那就是钢琴家牛恩德博士，当时她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怎么在上海又冒出一个“干女儿”来了呢？
1984年，我屡经周折，在上海一条普通的弄堂里找到了傅雷“干女儿”的家。
当时她不在家。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接待了我，说她到一位画家那儿切磋画艺去了。原来，她的父亲江风是一位正直清贫，身世坎坷的画家。受父亲的影响，她自幼喜欢美术和书法。
她的母亲还拿出她的美术作品给我看。她的国画，不论山水还是花卉都颇有功底，她的书法也是大气磅礴。她的水彩画《贵妃醉酒》、《貂蝉赏月》等，人物栩栩如生，笔触细腻准确。
我正在观画，屋外传来脚步声。紧接着，我就看见一个40多岁的女子，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走进来了。她脸色苍白，穿着普通，举止文静。像她那样年龄的上海女性，绝大多数烫发，她却一头直梳短发。当我说明来意，她竟摇头，认为那只是一件小事，不屑一提。
我诚恳地请她谈一谈，她说：“如果你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谈。”我答应了。她用冷静而清晰的话语，很有层次地回忆起往事。
她说，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是，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中认识了这位执著，认真的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听过傅雷的儿子傅聪的演出。
1966年9月初，她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这个女孩告诉她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这个女孩说，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斗傅雷，折腾了几天几夜，傅雷夫妇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愤然离世。傅雷还留下遗书，说自己是爱国的！
听完之后，她的心久久无法平静，马上赶到江苏路。凭借墙上的“打倒老右派傅雷！”的大字标语，她很容易就找到了傅雷的家。不过，傅雷家已经被查封，无法进去。她就向邻居打听，找到了傅家的保姆周菊娣。
周菊娣告诉她，遗体是在万国殡仪馆火化的，那天周菊娣一个人去了殡仪馆，人家不让周菊娣领骨灰。这时她提出，能不能由傅雷的亲属出面去认领骨灰？周菊娣告诉她，傅雷的姑母就住在不远的武定路。
她来到傅雷姑母家中。听她说明来意之后，傅雷姑母说，傅雷之子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无法来上海。除了傅聪远在英国，傅敏在北京之外，傅雷没有别的子女。也就是说，谁都不能去领骨灰。
情急之中，她再次来到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提出收留傅雷夫妇的骨灰。但是，她没有钱购买骨灰盒，因为27岁的她还没有工作。于是，她想方设法，又找到了傅雷的内兄朱人秀。
据朱人秀回忆，她是戴着大口罩来到朱家的。朱人秀问她姓什么，她说自己姓“高”（在上海话中，“高”与“江”音相近，所以朱人秀听错了）。朱人秀问她住哪里，她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有点儿不放心，就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张陪着“高”姑娘去买骨灰盒。买好骨灰盒，领取并装上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骨灰盒带回自己家中，暂且先保存起来。过了几天，她和张廷骝约好，又一起把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
朱人秀说，1979年当傅聪终于回到上海的时候，看到父母的骨灰盒，非常痛苦，同时又非常感谢那位不认识的“高”姑娘。
叶甫格尼基辛，格里戈里索科洛夫，玛莎阿格里奇，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马克安德鲁哈默林，穆雷佩莱希亚，丹尼乐特里福诺夫，郎即，埃莱娜格里莫
这个故事是真实存在的Wladyslaw Szpilman和WilmHosenfeld他们相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一个是九死一生的波兰钢琴家，一个是对现实感到迷茫的nazi德军上尉。多年以后，幸存的钢琴家把自己的故事公诸世人，引起轰动。2002年，波兰著名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又把它搬上银幕，斥资3500万美元的大制作《钢琴家》在第55届戛纳电影节获金棕榈奖之后，又一举夺得2002年度美国影评家协会四项大奖。这里回忆的，就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中的nazi军官叫维尔姆·霍桑菲尔德(WilmHosenfeld)，生于1895年，是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儿子。随着父亲工作的更动，维尔姆的童年迁徙于德国伦山一个个高原小村庄之间。后来读了师范学校，维尔姆自己也当了教师。生就的浪漫气质，维尔姆从小就富于幻想。自中学时代，他就加入了一个叫“流浪鸟”的青年组织。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憧憬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没有达官贵人，充满平等和博爱的世界。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的事业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1914年8月，爱国热情高涨的“流浪鸟”们上了前线。维尔姆作战英勇，三次负伤，自豪地回到祖国。然而像许多同胞一样，他把《凡尔赛条约》视为对德国的侮辱。战后一年，在“流浪鸟”的一次集会上，维尔姆遇到了让她心仪的姑娘安娜玛丽·克鲁马赫尔。他们结了婚，1927在塔洛的一个小村庄安下家，安娜玛丽先后生下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一家人过得宁静而美满.
当希特勒赢得1933年大选时，维尔姆认为他的纲领接近“流浪鸟”所崇尚的平等思想--元首不是许诺说，所有德国人不论出身多么卑贱，只要参加国家社会党(nazi)都可以一展宏图吗?他参加了nazi冲锋队，两年后又加入了nazi党。年轻的维尔姆喜欢唱歌、郊游、森林、营火。他为能够参与祖国的复兴而心醉，根本没有想到第三帝国即将带来的灭顶之灾。
波兰犹太钢琴家
就在维尔姆投身nazi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波兰钢琴家已是柏林音乐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他叫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WladyslawSzpilman)，当时22岁。或许是家族基因的遗传，或许是后天的熏染，瓦迪斯瓦夫很早就在音乐方面显露了过人的天分，16岁便考进华沙的弗雷德里克·肖邦音乐学校。一首曲谱，他只要读一遍，就能无懈可击地弹奏出来，而且能以任何调式即兴弹奏一些完整的作品。父母在私下里不胜欣喜:“将来这是又一个鲁宾斯坦，又一个霍罗威茨!”
瓦迪斯瓦夫的父亲塞缪尔是卡托维兹歌剧院的第一小提琴手。他一向仰慕德国的音乐文化，希望儿子将来在德国发展。“德国有300部歌剧，而波兰只有3部!” 他常对瓦迪斯瓦夫说。然而希特勒执政后开始迫害犹太人，父亲的希望破灭了。年轻的钢琴家回到华沙，他创作的歌曲折服了许多音乐厅的经理，机遇向他微笑。他应聘到广播电台工作，不久就开始给老家汇款了。后来，他在斯利斯卡街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房，把父母和弟妹都接来同住，那是什皮尔曼一家最幸福的时光。
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了。23日，瓦迪斯瓦夫正在电台播音室演奏肖邦，一群德国轰炸机飞向华沙。一小时后，首都的供电中心首先被炸毁，电台的播音嘎然中断。
“我感到羞耻”
1939年8月底，维尔姆·霍桑菲尔德再次应召入伍，这时他已44岁，被分配到后卫部队，没有直接参与入侵波兰。10月，他被派往波兰的帕比亚尼采，管理一个临时战俘营。
一天在战俘营外，一个女人上前用德语跟他搭话:“求求您，先生，我丈夫被关在这里，我现在怀着孕，他母亲快咽气了，只求临终前再见儿子一面，要是您能放他出来……求您了!”
这个叫佐菲亚·切齐奥洛娃的女人其实是编了个故事，她并没有怀孕，她的婆婆也没有病危，但是霍桑菲尔德相信了，答应帮她。三天后，波兰军士长斯坦尼斯拉夫·切齐奥拉获得了自由，心存感激的夫妇俩把德国军官请到家里，坦告真情。从那以后，他们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
这期间，维尔姆对德国军队在波兰的使命逐渐产生了怀疑。1940年冬的一天，他看到一群德国兵毒打一个波兰孩子，因为怀疑他偷了干草。这件事又一次深深触动了他，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的所有热情都熄灭了。看到我们的人在波兰的所作所为，作为一个德国军人，我感到羞耻。”从这时起，他开始写战时日记，通过军邮一篇一篇地寄给妻子。
1942年，维尔姆·霍桑菲尔德晋升上尉，负责管理华沙驻军的体育设施，组织各种运动项目的训练和比赛。他在驻地开了波兰语课，让德国官兵学习波兰语，请来授课的安东尼·切齐奥拉神父就是佐菲亚丈夫的哥哥。当德国人在战场上处于劣势时，神父对上尉说:“你们打败了，扔掉你的军装吧!我们会把你藏起来。”上尉拒绝了，他说:“我知道上帝在诅咒德国人，但我不能抛弃我的同胞。”
“我们都死了，就在此刻。”
德军在华沙将犹太人圈禁在犹太人居住区。由于斯利斯卡街就在其中，什皮尔曼一家不能迁居他处。瓦迪斯瓦夫在下等小酒馆弹琴，挣的钱不够全家口，他们不得不一点点变卖家产。到1940年底，一直舍不得卖的钢琴成了最后一件没有保住的家当。坏消息不断传来，听说一些小城市的犹太人居住区都被洗劫一空，但父亲仍然心存侥幸:“华沙是大都市，我们有将近50万人，他们不能那么做。”
灾祸还是降临了。1942年8月16日，什皮尔曼一家和数千犹太人一起被押送到Umschlagplatz车站，开往死亡营的列车即将从这里出发。人们在酷暑中挨了好几个小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饥渴难耐的什皮尔曼一家以天价买了一块点心，分成六份，这是全家人在一起的最后一顿午餐。
士兵们接到命令，开始把人群赶进臭气熏天的车厢。忽然，瓦迪斯瓦夫听见有人大叫:“瞧，这是什皮尔曼!”一个警察--可能是在小酒馆里听过瓦迪斯瓦夫的演奏--跑来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拽出队伍。眼看着弟弟妹妹扶着母亲上了车，父亲正四处张望着寻找他，瓦迪斯瓦夫的眼泪夺眶而出，“爸爸!”他高喊着，挣扎着，要和亲人在一起。士兵们把他推开了，其中一个冷冷地说:“你犯什么傻?还不赶紧逃自己的命去!”
瓦迪斯瓦夫一下子明白了等待着这些人的是什么，这些被强行塞进车皮的不幸的人!他转身拔腿飞奔……两三天后的一个夜里，他梦见了弟弟，弟弟俯身对他说:“我们都死了，就在此刻。”
1943年2月，华沙犹太人区暴动的前两个月，一些朋友和广播电台的同事找到了瓦迪斯瓦夫，把他安顿在雅利安人居住区的普拉沃斯卡街。因为怕被抓住，他不敢出门，而且不得不一次次转移，更换住所。电台付重金让一个技术员照料他的生活。但是到了夏天，送饭突然中断了，瓦迪斯瓦夫困守藏身之所，无以果腹。几个星期后，当朋友们赶来时，钢琴家已奄奄一息。电台又为他另找到一个住所，房门从外面用挂锁锁上，瓦迪斯瓦夫在这里提心吊胆地躲了63天，直到1944年8月华沙起义。
漫长的63天中，他听到巷战的轰隆声和嘈杂声，然后是居民随着德军的推进而撤退。一天，他从窗口看到德国兵正在放火焚烧他藏身的这座公寓。与其被活活烧死或者跑出去被打死，他宁肯自杀。他吞下了30粒安眠药，默告家人:“我来了，和你们重聚来了。”
“你要挺住!”
公寓的大火在烧到瓦迪斯瓦夫住的地方之前熄灭了，昏迷许久的钢琴家竟又苏醒了过来。他恍恍忽忽走到外面，踯躅在废墟中。环顾四周，战前有131万居民的华沙如今已是一座空城，他好像当年的鲁滨逊，漂流在孤岛上。只是，不时还有德国兵巡逻，他只能找机会偷偷钻进废墟下的那些厨房，找一点食物充饥。他蓬头垢面，瘦得脱了形，在饥饿、孤独和惶悚中苦苦挣扎。
一天，他又摸进一个厨房，正埋头在撤离的主人没能带走的坛坛罐罐里聚精会神地翻找，没有听到身后的脚步声。突然一声德语问话:“你在找什么?你不知道德军参谋部要驻扎到这里来吗?”
大难临头，衰弱不堪的瓦迪斯瓦夫已无力逃跑，他绝望了:“随你把我怎么处置吧!”
“你是谁?” 军官又问，他正是维尔姆·霍桑菲尔德。
“一个钢琴家。”
维尔姆指了指隔壁屋里的一架钢琴:“弹吧!”
瓦迪斯瓦夫在钢琴前坐下，开始弹奏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飘荡在瓦砾堆上的优美旋律令上尉动容
“我帮助你出城，送你到乡下一个小村子去，”维尔姆建议，“在那里就安全了。”
“可是……我出不去。”
维尔姆猜到了:“你是犹太人?”
钢琴家把自己的隐蔽处指给上尉。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维尔姆多次回来。给他带来面包和大衣。
一天，钢琴家问他苏联军队到了哪里。
“已经到了维斯瓦河东岸的普拉加，华沙的一个区。你一定要挺住!最多只有几个星期了，战争不会拖过春天。”
维尔姆最后一次回来是在1944年12月12日，带着面包和被子。道别前他告诉钢琴家:“我的部队要离开华沙了，俄国人随时可能过来。”
1945年1月17日，维尔姆·霍桑菲尔德被苏联红军俘虏。
明斯克的囚徒
恢复和平以后，瓦迪斯瓦夫回到波兰广播电台工作，在第一次直播节目中，他又演奏了肖邦。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度过的每一段时光、交往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和住过的每一个地方。这部回忆录于1946年出版，书名为《城市的毁灭》。40年代末，瓦迪斯瓦夫娶了医科大学的女学生哈利娜，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新的天伦之乐医治了心灵的创伤，他把对逝去亲人的痛苦思念埋藏进记忆的深处。
人们很久都没有维尔姆·霍桑菲尔德的消息。直到1946年6月，一个从苏联明斯克战犯营获释的犯人
给安娜玛丽带来一封信，那是维尔姆写的，他在那里干着挖渠和养猪的活儿。维尔姆把他帮助过的波兰人的名单写给了妻子，并嘱咐:“去找切齐奥拉，他还可能找到我帮助过的其他犹太人。”
安娜玛丽找到切齐奥拉神父，神父立即给明斯克战俘营的长官写了信，证明霍桑菲尔德在战争期间确实救助过一些波兰人和犹太人。但是上尉没有因此获释。1947年7月，霍桑菲尔德在战犯营中风，两年后拖着病体接受审判;1950年被判处死刑，后减判为25年苦役。
直到1950年，什皮尔曼才得知霍桑菲尔德的悲惨命运，是另一个被上尉救助过的犹太人莱昂·沃姆写信告诉他的，信中说:“霍桑菲尔德在明斯克的战犯营，他被控犯有侵害波兰平民罪。”
瓦迪斯瓦夫立即向共产党政权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请求帮助，不久获得答复:“如果他在波兰，我们可能给他自由。但是我们的苏联同志不愿释放他。”
判刑一年后，维尔姆·霍桑菲尔德再次中风，瘫痪在床;1952年死于狱中。
他宁愿谈巴赫
1957年，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的第一次国外音乐会在德国举办，他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维尔姆的遗孀安娜玛丽·霍桑菲尔德。安娜玛丽给对琴家讲了丈夫的战时日记，还找出丈夫的照片。两年后她也离开了人世。
这时的瓦迪斯瓦夫已是华沙广播电台的音乐部主任，创作了1300多首歌曲，其中有些在当时的波兰家喻户晓。他很少提起战争，两个儿子读过他的回忆录，但这不是他们父子间的话题。劫后余生的钢琴家宁愿跟孩子们谈论他敬仰的巴赫，还有战前德国的300部歌剧。他说:“不能憎恨整个民族。” 1963年，他离开电台组建了华沙乐队，举办音乐会2000多场，大多是在国外。
80年代末，维尔姆的儿子赫尔穆特·霍桑菲尔德带着妻子和孩子们来到波兰，拜访了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抚今追昔，两家人涕泪交流。
钢琴家的小儿子安杰伊·什皮尔曼在汉堡开诊所时和霍桑菲尔德家也有了来往。1993年的一天，德国著名诗人沃尔夫·比尔曼(他的父亲也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来到安杰伊的诊所，二人一见如故。安杰伊对诗人讲起父亲的回忆录和上尉的日记，比尔曼说:“这应该出版。”
以什皮尔曼的回忆录为基础，又补充进霍桑菲尔德战时日记的一些内容，由卡琳·沃尔夫翻译的德文版自传体小说《钢琴家》于1998年问世。这部浸透着钢琴家生命体验的作品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迄今已被译成14种文字。
当波兰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他也有幼年从集中营逃生的经历，母亲死在集中营)看到这部自传体小说时，书中“客观到近乎冷酷和精确地步”的描写深深震撼了他，使他终于有勇气直面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并通过电影创作把它表达出来。
2000年的一天，风烛残年的钢琴家突然出现在众多媒体的话筒和闪光灯前，道出他多年不肯触及的伤痛:“……每天清晨醒来，我都想起与家人永诀的那个火车站。我想念他们……如今他们在哪儿?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
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2000年7月6日辞世，享年89岁。
吉娜，《奥特曼》系列中的宇宙人，古阿军团三兄妹的唯一女性。武器是蝙蝠魔鞭，古阿帝国的二姐。古阿士兵、马格马星人是其部下。
吉娜也是第一个被安杜鲁超战士打倒的古阿军团一员。在安杜鲁超战士初到军团据点之一的德鲁玛行星上时派宇宙原生怪兽达克米兰对付安杜鲁·玛尔斯。最后被安杜鲁·弗洛的绝招弗洛火花打倒。而蝙蝠魔鞭也被安杜鲁·弗洛用宇宙劈砍切断。
傅聪,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傅雷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艺术理论家和翻译家
导演彼得·法雷里
绿皮书》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讲述黑人钢琴家唐·谢利与白人助理托尼·瓦莱隆加在美国南部巡演途中，伴随着接触与了解衍生出一段跨越种族和阶级的友谊的故事。
两位原型人物的南方巡演发生在1962年，但时间长达1年半，编剧为了配合剧情需要，将电影中的巡演时间缩短为2个月。
是的,因为白色容易在阳光的直射下泛黄,而且我了解这边黑色比白色便宜大概一千块钱. 我个人认为黑色其实不错,黑色属于低调色里最有气度的一种颜色,同比其他低调色,象咖啡色就没有了黑色独有的华丽感. 如果你要买的是三角琴,那黑白两色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本身就是美丽的,但是如果你买了白色,就要认真保养和爱护.尽量避免阳光直射. 如果你要买立式钢琴那最好不要买白色,会有一种不成熟的感觉,立式琴最好买黑色或者木质色都很好.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黑色的钢琴,我的立式和三角琴都是黑色的,因为我认为黑色给人一种大气的感觉. 当然,这些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因为个人有个人对钢琴的感觉,我建议你去琴行走走,多看看你们那里的琴,然后感觉一下你最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好了. 顺便告诉你一下,钢琴的脚也可以选择,有曲的也有直的,我比较喜欢曲的,我认为那样有艺术的美感.当然,这些你也要亲自去看,去感受才能定的. 最后给你推荐一下钢琴的牌子,因为我也不是非常了解,你可以借鉴一下然后在你们那里去选 日本的YAMAHA,国产的珠江(现在珠江已经是不错的了),国产的星海(也不错),德国的斯坦尼(不是斯坦威,斯坦威是世界上最好的琴之一),都不错 我最后建议,买钢琴还是跟着自己感觉走就好 还要着重音色和其他技术问题,我说的只不过是在这些一样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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